开封仓储装卸哪家好,清明上河图把北宋什么推向高潮?
把北宋的民俗画推向高潮。
这幅画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从内容上看,全画可分为三段,首段描写郊野春光,中段描绘了虹桥下的险情,末段表现城内的热闹繁华。整幅作品仿佛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几经起伏跌宕,层层展开,推向高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北宋都城繁荣发达的主题得以充分的体现。
静寂的郊野春光,奏起了整幅画面优美柔和的序曲:疏林薄雾中,掩映着三五农家、小桥、流水、老树、扁舟;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受到大地回春的气息。农民在田里耕作,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等等,各路人马正陆续向城里汇集。
接下来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两岸风光。汴河是北宋时的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画面上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船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船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的是—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
桥上行人如潮,桥下舟楫相争。画家将桥上桥下的场景和人物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许多细小情节都刻画得极有情趣。如桥头—匹惊马造成险情,两头驮着布袋的毛驴因受到惊吓跳了起来,使得路上行人好奇地驻足围观。
而桥下又有—个更惊险的场面吸引着(画内、画外)观者的视线:汴河中一艘巨船正在逆水而上,穿过桥孔,船顶上的船夫,急急忙忙放下高高的桅杆。由于船只处于比较狭窄的一段河道,河水较为湍急,船夫们生怕船桥相撞发生危险,都站在船甲板上、船篷上紧张地忙碌着、叫喊着。
桥上众多人凭栏俯视,有人扔下绳索相助,有人和着船夫的号子呐喊鼓劲,甚至还有些性急者不顾自己的安危,跨越到拱形桥的栏杆外,一手拉住栏杆探出身子,另一只手挥舞着大声指挥。画中的人物大小虽仅寸许,但神情、动态均真实而生动,感染力极强。
桥上桥下、船上船下、画内画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与激流紧张的搏斗中。这一段描绘扣人心舷,将观者的,晴绪推向最高潮,可谓是构险、造绝之笔。
第三段描写汴京的街市,画面又展开一派从容、繁盛的景象。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可谓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
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严整,笔法细致。从画面人物情态、动作的精心刻画和人物间情节的巧妙安排以及树木、水纹笔法的劲健酣畅,到界画的精练和谐,都可见作者在人物、山水、楼阁诸方面的全面造诣。可谓集宋代各画种的高超技艺于一图,纷繁多变间游刃有余。
另外,画面从整体到细部,从构图到内容无处不体现出画家运筹帷幄、收放自如的能力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技巧。例如,在画卷的后半段,作者如实地画出了一段城墙和一座城门,这在一般绘画的构图上是很难处理的场面。
一幅长卷巨制,画面突然拦腰被一道城墙截断,实在有违寻常画理,一幅佳构很易因之功亏一篑,造成败笔。但是张择端为反映真实场景,费心思量,巧妙地在画面上安排了一支骆驼队。
骆驼队的队尾还慢悠悠地在城门内行进,而队首的第一头骆驼已经在城门外门洞口露出了半个身子。这支小小的骆驼队一下子就把被城墙阻隔的空间贯穿了起来。同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汴京与北方塞外物资交流的情景。画家独辟蹊径,在构图和内容上的巧设,均体现了独到的匠心之妙。
什么样的待产包清单才实用呢?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多准妈妈即将升级,我现在将我的关于生产时准备的一些东西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产妇准备:
1、马桶垫。这个真的非常需要非常实用,医院毕竟不是自己家里,而且刚生产完身体很虚,更要注意卫生了。有了这个一次性马桶垫,对产妇来说非常方便。2、护理垫。医院的护理垫也是要自己掏钱买的,所以我自备了。生完宝宝恶露多的时候,可以在医院用,在家里用也方便。如果自己用不了,还可以给宝宝换尿不湿的时候用,毕竟新生儿很容易在你换尿不湿的时候尿尿或者大便。3、一次性内裤。这个也比较实用,因为在医院那几天,产妇恶露较多,直接用一次性内裤也不用洗,方便。但是一定挑好的材质,刚生完孩子,比较容易感染,所以宁可买贵一点的。4、防溢乳垫。这个不多说了,大家都会准备。5、帽子。这个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6、束缚裤跟束缚衣。
子宫呈三角形, 宝宝生下之后 子宫腾空 内脏失去支撑 便会自然下垂。不只是说大肚腩不好看, 最主要的是内脏下垂是所有妇女疾病和未老先衰的根源。 因此,产后要及时收腹为了不让其他器官那么快地往下走 给肚子回缩的时间。
7、带转弯的吸管:2根(注:生完孩子无力气喝水只能靠这个东东)
8、吸乳器:1个。可吸出多余的乳汁,减轻乳房胀痛,疏通经胳,防止奶回流以至无法下奶。
9、红糖:若干(注:因产后出血太多,需红糖来补补)
10、(必备)马桶垫:3盒(注:产妇生完孩子这个时候非常容易感染,所以一定要用这个)
宝宝用品:
1.新生儿纱布内衣: 4-6件。(注:100%纯棉,吸汗性能良好,透气性,伸缩性强,全开襟和尚衫,这是要带到医院给宝宝穿的)
2.新生儿护脐带: 1件(注:医生会发1件,自己再买一件备用)
3.哈衣: 1-3件。(注:也叫连体衫。预防BB晚上踢被子着凉,有些宝宝出生没几天就会蹬被子了,盖一张大毛巾外加一个毯子没两分钟就被他全部蹬掉,所以哈衣穿着睡觉最好咯)
4.婴儿帽:2-3顶。(注:冲完凉戴着睡觉1顶,平时白天1顶,另1顶白天的预防备用)
5.包巾或包被:2套。(注:妈妈做了一套,另外买套外出使用,100%纯棉,柔软。根据季节选择薄厚,小家伙都快冬天出世,要买套稍厚一点点的)。
6.棉纱尿布:30片。(注:个人认为白天还是别让BB用纸尿裤,不透气对BB皮肤很不好,也很容易红屁股,白天用尿布,晚上才用尿裤的)
7.宝宝棉袜:3—5双。
8.隔尿垫:2件。(注:吸水性强,表面要纯棉最好,宝宝可直接放在上面。防止尿便外漏,弄脏床或衣物等。建议买隔尿垫,因为隔尿裤很快BB就不能穿的,大得太快拉而且小家伙出世差不多是冬天了,隔尿裤也穿不了)
9.小背心、小外套:若干套
10.口水巾:2条(注:喂宝宝吃东西的时候需要)
为什么说清明上河图潜藏着盛世危机?
众所周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分别是《洛神赋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汉宫春晓图》、《百骏图》、《步辇图》、《唐宫仕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和《千里江山图》。这些画作,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丰碑,而且是跳动的音符和乐章,记载着和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清明上河图》宽为24.8厘米,长为528.7厘米,以绢本设色和长卷形式展现,生动记录了12世纪时北宋都城东京(今属河南省开封)的繁华景象。在画卷中,除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还有船只、桥梁、城楼、酒肆以及大量的牛、骡、驴和车、轿、哨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整幅图画大气磅礴,恢宏逼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经济繁荣之势。根据史料记载测算,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时的GDP总量约为266亿美元,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3%,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如果您对这些数字没有具体概念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八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时,清朝的人均GDP仅为600美元,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均GDP也只有1250美元。
作为上承唐朝和五代,下启元朝和明朝的朝代,两宋绝对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属于整个华夏文明的璀璨夺目时期。难怪,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国学家陈寅恪曾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言中这样表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今天,文史不假带您走近并且走进《清明上河图》,一起回顾曾经的历史过往。作为中国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它由北宋的宫廷画家张择端所作,属于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中,“清明”二字被很多人误解为清明节期间,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和清明节没有任何的关联,完全是张择端为了奉承宋徽宗赵佶而取得“盛世清明”之意,完全是为了拍马屁的需要;“上河”中的“上”字也不是动词,不是前往河边的意思,而是指都城东京的汴河。
在现今出土的许多北宋墓葬中,经常会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比如犁、耧、耙、镰、钩、锄等。据此不难推断,当时的农耕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工具的增多,必定能大幅增加粮食的产量。
宋朝自从立国以来便高度重视水利和灌溉,修建了大量的堤堰和水坝灌溉农田,比如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和钱塘江堤等。以钱塘江堤为例,它前后被修筑了多次,最终具备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而且保证了周边农田的灌溉。
到了北宋中后期时,随着国家战乱的减少,随着耕种和灌溉技术的更新,农业水平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粮食产量更是大幅增长。宋神宗以后,国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亿以上,国家的耕地面积也已经达到了七亿亩。
关于这点,《清明上河图》中也进行了真实的诠释,随处可见的酒肆和饭馆,以及城郊的农耕景象,都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状况。而且,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原先种植于北方的麦、粟、黍、豆都开始推广到了福建和广东等地,原先种植于南方的水稻和甘蔗也都推广到了北方地区。
除此以外,北宋的各种经济作物也非常繁多,比如茶叶、水果和棉花的产量也越来越大。这些现象,无疑都极大地繁荣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一切的根源所在,自然为北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才有了繁荣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业。
从《清明上河图》不难看出,汴河两岸到处都是茶楼、酒肆、饭馆和妓院等,到处都是熙熙攘攘和接踵而至的客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的商业水平。据《东京梦华录》这样记载:
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自赵匡胤960年通过“陈桥兵变”立国以来,北宋就确立了“重农不抑商”的政策。之后,虽然更换了数代的宋主,但这一政策始终得到了延续,朝廷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从来没有限制过商业。
“宵”是指夜晚,“禁”是指禁止,所以“宵禁制度”就是禁止夜间活动的制度,从唐朝起固定推行,北宋建国之初也被继续沿用。不过,为了大力发展商业,宋太祖赵匡胤下旨放宽了这项禁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从此以后,东京的商人再也不用担心夜间的宵禁限制,基本上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商品交易和商业活动。对于严格禁锢百姓思想和行动的封建社会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几乎没有政治地位可言。自战国时期形成“奖耕战、抑商贾”,到西汉时期形成“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再到唐朝时期形成“工商杂类不得与士为伍”,这些都是对商人的歧视。
在北宋时期,统治者逐渐放松对商人及其后代的限制,提出了“有奇才异行者应试”的政策。因此,商人及其后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借此机会实现身份的转变。
讲完了北宋的商业,再聊一聊它的手工业。先说纺织业,在北宋元祐初年时,全国的丝织产量就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万匹左右,而唐朝时最巅峰状态也就七百五十万匹左右,两者差距一目了然。
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的瓷窑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主要以汝窑、钧窑和定窑为主。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中,大致分布于全国的170个县,仅宋朝就占据了其中的130个县。
除了纺织业和陶瓷业,矿冶业在北宋的手工业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规模的扩大和工艺的进步,涉及到了金、银、铜、铁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信州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
面对“重文轻武”的局面,北宋的文化空前繁荣和盛行,由唐代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于是,湖北蕲州蕲水县的一介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升了刻印书籍的效率,也成就了中国的一项四大发明。
在北宋的交通工具中,畜力是最常用到的一种,比如牛、驴、骡和骆驼都是主要的牲畜。由于国家长期缺马,将有限的马匹基本上全部充作军用和官用,民间的农耕很少出现马。
插一句题外话,我们在观看《水浒传》时,像武松和李逵等梁山好汉们经常会在饭馆提到“切二斤牛肉,来一坛好酒”。事实上,这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宋朝严禁擅自杀牛,任何酒馆都不会有牛肉出售。据《宋刑统》记载:
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
虽然畜力是北宋最普遍的交通方式,但船运才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从《清明上河图》也不难看出,汴河的码头上络绎不绝的船只,充分展现出了当时交通业的发达。
通过翻阅史料,我们得知当时东京的船运主要依靠四大漕河,分别是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其中,汴河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它自西流入都城,然后向南汇入淮河,主要负责联通淮南、江浙、湖广和四川等地。据《宋大诏令》记载:
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
除了内河运输,北宋的海外贸易和运输也非常繁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最积极的时期。为此,朝廷还专门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将商品输送到了朝鲜、日本、南洋和印度等国,最远还抵达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北宋通过金、银、茶叶、丝绸、药材和瓷器等,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比如象牙、琥珀、香料、犀角、蕃布、珊瑚、玳瑁、玛瑙、苏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货物首推香料。
在《清明上河图》中,一家名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店铺非常显眼,就属于经营进口香料的顶级奢侈品店。由于价格昂贵,这里只针对上层贵族和商贾巨富,其余平头百姓们根本无力问津。
由于北宋坚持“尊儒尚儒”和“重文轻武”,因而对于士族和文人格外优渥,直接造成了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为了吸引这些“优质人群”前来消费,各种各样的酒肆、茶坊,甚至是妓院都开始附庸风雅,培养出了许多色艺双绝的交际花,比如李师师和谢玉英等人。
通过《清明上河图》还能看出,汴河沿岸的娱乐业十分繁荣,比如说书的、唱曲的、弹琴的、杂耍的和算命的等。这些场所和人员,也成为了北宋的一种标志。
综上所述,北宋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用“璀璨夺目”来形容的话并不夸张。但是,在“烈火烹油”和“鲜花着锦”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而张择端也看到了这些隐患。
张择端出生于1085年,字正道,琅琊东武(今属山东省诸城)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就聪明好学,早年间游学汴京后着迷于绘画的学习。
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专攻宫廷画,尤其擅长于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和城郭。由于当时的高手甚多,比如王希孟、李唐和赵昌等人都堪称杰出大家,他虽然算不上籍籍无名,但也绝对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
北宋中后期虽然政治昏暗不明,但还算是开明纳谏,文人和谏官也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上请奏。比如,当年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时,由于“用力过猛”而导致了多地的民怨,郑侠就绘制一副《流民图》呈递给宋神宗,含蓄表明了变法的弊端。
文史不假个人相信,张择端在绘制《清明上河图》时,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拍马屁,而是为了委婉劝谏。他画中的东京城,事实上只是实情!而非实景!
走进《清明上河图》后,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隐患和危机,为日后的“靖康之耻”敲响了警钟。
按照北宋的律例,东京城内外应该有120个坊进行拱卫,而每一坊都需要设立望火楼和巡逻兵。可是,在《清明上河图》中虽有一座望火楼,但已经被改造成了休憩的凉亭,而且周围也没有巡逻的士兵。
从图上还能看出,拱卫内城的土墙已经明显衰败,除了墙皮脱落外,墙上已经杂草丛生,原本的防御功能已经大打折扣。而且,城楼上面不见一个士兵放哨,城门前面不见一个士兵盘查行人,真可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除了军事防御的形同虚设,《清明上河图》中还看到了一个隐藏现象。大量的官船和私船都停泊在了码头,原本应该运粮或运兵的官船,上面装的却都是花石纲;原本应该运送普通货物的民间私船,上面装的却都是粮食。
原来,为了满足宋徽宗特殊的癖好,大量官船都被安排去运送花石纲,直接导致了东京城乃至北方地区的粮食短缺。受此影响,一些贪利的商人开始乘虚而入,利用私船渐渐把持住了粮食的运输和交易。
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出现了很多的朝廷官吏,而且个个不紧不慢,个个悠闲自在。例如,在城门口附近的一座衙署外,零散闲坐着几个兵卒,看来是在等候迟迟未到的衙门官员。看来,除了冗官冗员外,北宋的怠政懒政也非常严重。
东京随处都有酒馆,除了平民百姓饮酒外,还有许多的士兵也喝得东倒西歪。在那个强敌环伺的年代,北宋朝廷竟然毫无顾虑和警惕,继续任由军心涣散,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以上的事例简直举不胜举,比如官员争道、惊马闹市、消防缺失、警卫全无、船桥碰撞、商贾侵街等等。张择端一定是看出了这些隐患,故而利用绘制《清明上河图》的机会向宋徽宗进谏。
精心完成画作后,张择端就把它呈递给了宋徽宗进行御览。他认为,以对方的聪明才智和绘画功底,自己无需多言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张择端显然高估了那位“被政治耽误的艺术家”,赵佶看到《清明上河图》后,只对展现出的繁荣景象而沾沾自喜,完全没有发现画中的社会危机。然后,他得意洋洋地盖上了自己的“双龙小印”后,就又去忙其它文艺工作去了,对于国事继续放任不管。
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北宋就发生了“靖康之乱”,来自北方的女真族一举攻占了都城东京,还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二任皇帝。除此之外,连带大量的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权贵重臣共计3000多人都被掳走,而且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文史不假
宋和高丽的交流涉及哪些方面?
众所周知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人员往来也成为宋丽间文化交流和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两国往来的人员中不仅有官方人员,更有大量非官方的人员。自十一世纪下半叶复交后,宋丽之间人员往来密切。进入十二世纪上中叶,宋丽之间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宋与高丽友好相待,两国使节、商人互相往来。此外,高丽派学生到宋求学求法,宋朝文人、医生也多次前往高丽。两国文人在对方国家长期供职,甚至有的终老一生。凡此种种,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交流了彼此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经验,从而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使臣往来及宋使臣与高丽文人的交往两宋之交宋丽之间使臣往来频繁,特别是北宋末期宋徽宗在位期间,堪称宋丽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北宋为拉找高丽抗衡辽国,极为厚待高丽使者,这也吸引了众多高丽使者积极来宋。南宋初,宋丽关系降温,两国间的使者往来频率降低。
宋鉴于高丽文化发达,派往高丽的使者,多注意遴选文人,如张滔、宋球、王云、徐栽、吴栻等。宋使到高丽后,与高丽文士广为结交,备受欢迎,尤其是徐棘。1123年(宋徽宗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年,徐競奉命赴高丽。徐敕在高丽期间与高丽文人尹彦壮、金富拭兄弟、金仁挨、李之美等广为结交,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宋朝的一些使节自高丽回国后,多撰写有关高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親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親回国后,翌年(1124年)就撰写了该书。徐親写成后,受诏上之御府,自家藏一副本。但徐親生前该书并未出版。其后,北宋遭金之侵掠而亡。在战乱中,徐棘的《奉使宣和高丽图经》中“图”部分丢失,而仅存“经”,即文字。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该书始由徐親之侄徐蒇出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全书共40卷,徐親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实地考察,全面记述高丽的政治、经济、军事、物产、山川、人物、礼仪、宗教、习俗等,但凡高丽“建国主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都写得十分详尽,可以称为十二世纪绘图本的高丽百科全书,其价值不亚于《高丽史》。这些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丽的历史、地理、文学、天文、制度和外交方面的情况,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有重要作用。
宋朝文人赴高丽定居为吏中国与朝鲜陆境相连,海程也不远,因之两国民众常因避战乱和灾荒移居对方国家,其后子孙繁衍,世代相传。中国从殷末周初奠子率众赴朝后,赴朝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1930年,朝鲜人口统计,中国历代赴朝鲜的华人后裔达4327709人,约为当年朝鲜人口的五分之一。依《大东韵府群玉》《朝鲜氏族统谱》《各姓世谱》等记载,中国历代赴朝鲜的华人姓氏数量如下:商朝9姓、汉朝5姓、晋朝1姓、陈朝1姓、梁朝1姓、唐朝32姓、后唐2姓、宋朝17姓。由此可知,宋人赴高丽定居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以文人最多。宋人之所以来高丽定居一是为避战乱,宋先后多次遭辽、金侵掠;二是高丽王廷的欢迎。高丽于958年高丽光宗九年建立科举时,同样也设置宾贡科,以待“他国人”,宋文人可参加进士科考试,考中者可在高丽为官。有时高丽王廷甚至强行挽留宋文人在高丽定居为吏:“深慰思贤之竭”,“他山之石,谅符我用”。
除文人在高丽定居为吏外,宋之武将,亦有在高丽定居为吏者,如陈养于年高丽睿宗六年,在高丽任郎将。当然,宋人在高丽定居且供职者,恐不止于此,上表所列者仅为迄今所见之史载而已。宋人之所以能在高丽定居和任职为吏,除了高丽王廷“仰慕华风”,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为此实施优惠待遇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便于宋人在高丽定居、为吏的客观条件,就是朝鲜自古就使用汉字,汉文作为朝鲜历代通用的书面语言。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成为朝鲜历代王室、贵族和平民子弟必学之书。宋人在高丽定居,自然会与当地高丽妇女通婚建立家室。此后,其子孙繁衍、世代相传,最后融于高丽民族之中。宋人在高丽的定居与为吏,自然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对当时高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莫大助益。
留学生两宋之交高丽来宋的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时期,南宋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严格控制宋丽民间交往。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高丽睿宗十年,高丽“遣进士金端、藤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赴宋大学”。为帮助高丽士人学习,特地置博士,负责教习。1117年宋徽宗政和七年“二月九日,上御集英殿,试高丽学生金端等。……赐学生权适等上舍及第,释褐。以权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并文林郎,鄄惟底从事郎。令随进奉使李资谅归本国。”康就正何以未见其名?在崔靡的《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中记载:“政和中,又亲试权适、金端等四人。”可见,康就正未参加1117年宋徽宗之殿试。权适因其学业优异,宋徽宗“特授权适华贯”,即中华国籍。随后,权适、金端、赵奭三人随高丽使节李资谅回国,但“康就正、甄惟底二人未归,死于宋”。权适学业优异,知识渊博,十分出众。史载,他回国后,在高丽王廷的殿试中亦是佼佼者:睿庙选公等五人,遣中朝就学,太上皇……为临便殿,策试于庭,亲阅其文,试有可釆。内公(即权适。)文意具善,擢为第一,依贡士第一人出身命官。”其后,权适出任高丽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出掌高丽最高学府。
商人相比于前代,宋代在海外贸易规模上和与海外联系地区的广泛程度以及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当时世界范围内,宋代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海上贸易大国。对于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宋朝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高丽也是宋朝的重要贸易对象,当时前往高丽贸易的宋朝商队的规模相当可观,从凡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根据当代学者分析统计,从1012年到1278年的这266年间,前后有多达129次的宋商前往高丽,总计人数有5000余人。宋朝商人有自己的头领——都纲,同高丽朝廷打交道时,一般由都纲出面。宋商输送到高丽货物大多是高丽上层社会所需要的,其中主要是书籍、药材、茶叶、文具和奢侈品。宋朝出产的茶叶是贸易的佳物。高丽出产的茶味道不佳,高丽人非常喜欢宋朝产的茶叶。史载:“(高丽)土产茶味苦經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髙丽毅宗王岘喜好游乐,便有宋商远涉重洋给他送去鹤鹉、孔雀和珍异花草。商人从宋朝贩运茶叶、书籍等到高丽,又将髙丽的种种土产运往宋朝。扇子是高丽特产之一,品种有画擢扇、杉扇、白擢扇、松扇等。其白折扇,可“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深受宋朝士人的喜爱。
商人的行为目的在于求利。宋商将《华严经》雕版运入高丽,绝不是出于对佛的虔诚信仰;商人贩运儒经,目的当然不是弘扬儒道。但在无意之间,商人却充当了文化的媒介。宋商的作用尚不止于此。“他们不但对宋与高丽的经济关系、文化交流均有重大的贡献,而且也成为两国间的无晃使者。商人作为非官方人士,在宋丽断交时常传递信息,使得两国互通有无,使双方间的联系得以延续不断,甚至在他们奔走、联络下,使中止的官方关系得以恢复。”毫不夸张地说,在辽、金的军事压力下,正是借助以商人为中介的民间秘密外交,宋丽之间才得以保持时断时续的友好关系。
到南宋时期,宋丽正式外交关系中断,在宋朝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商人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商人的“外交活动”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传递政治消息。1128年,纲首蔡世章将高宗即位的诏书带到高丽。1131年,宋朝都纲卓荣奏报高丽朝廷:“少师刘光世遣将黄夜叉将大兵过江,击破金人,横尸蔽野,降3000人,半是汉人。自两浙至河北皆平安,皇帝驻禅越州,改建炎五年为绍兴元年。”卓荣带来的消息使高丽重起修好之念。次年二月,高丽遂遣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候沈起赴宋,重申宋丽友好。商人的另一个“外交活动”是探听金朝的政治动态。如1135年,宋朝沿海制置使郭仲苟派遣吴敦礼至丽,探听女真消息。又1161年,宋朝右朝奉郎、提举两浙路市舶曾怀献根据商人的报告,得知金人虽善骑射,却不善水战,因此建议朝廷“不必严备海道,以免分兵无益”。
医生这一时期宋朝名医赴高丽医诊与讲习的众多,但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故宋丽间的医学交流处于停滞状态。高丽对宋医十分尊重,待遇甚优。1130年(宋徽宗崇宁二年,高丽肃宗八年)六月,宋帝应高丽之请,派医官“牟介、吕炳、陈尔猷,范之才等四人至(高丽,牟介等馆于兴盛宫教训医生。”“十月,高丽国王肃宗“命太子设斋于奉恩寺,(宋)医官牟介等往观之,赐牟介等酒币”。翌年,牟介等四人回国。1118年(宋徽宗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七月,应高丽国王之请,宋帝“命国医仍赉药,俾往资于教习”。于是,宋翰林医官太医局教授赐紫杨宗立、翰林医谕大医局教授赐紫杜舜举、翰林医侯大医局教学成湘、迪功郎试大医学录陈宗仁、蓝笛等五人至高丽。两年后,他们始回国。1122年(宋徽宗宣和四年,高丽睿宗十七年,又有两名宋医赴高丽,“留二年而归”。此外,颇有学识并精医术的北宋进士慎修及其子慎安之,来高丽定居供职,并终老于高丽。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高丽肃宗六年,宋徽宗又将《太平御览》卷和医书《神医普救方》卷赠给高丽使节任懿。宋医赴高丽的医诊与教习以及宋朝医书的传入,自然有助于高丽医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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